上周四，江苏省苏州市虎丘区人民法院判处成都共软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洪磊和孙显忠，以及公司的另外两名员工有期徒刑2至3年半不等，并处以总额人民币1,100万元的罚金。华尔街日报记者就此采访了杨春宝高级律师。杨律师点评了该案对于中国打击知识产权侵权的意义，同时介绍了中国知识产权立法现状、中国知识产权保护途径、中国知识产权司法实践中审理知识产权案件的难点、举证责任、刑事处罚、判例的作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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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春宝一级律师简介
杨春宝一级律师，大成上海高级合伙人、资本市场部主任、国资基金研究中心主任，大成中国区私募基金专业带头人、科技与文化法律研究中心联合牵头人。执业30余年，长期从事私募基金、投融资、并购重组法律服务，尤其对对赌研究颇深且具有非常丰富的实战经验，并专注于金融机构股权投资业务。2004年起多次入选The Legal 500"私募基金"和"公司与商业"等境内外各类律师榜单，代理的中国法院首例适用外国法律审理外国公司的董事损害小股东权益纠纷案入选上海高院发布的《上海法院域外法查明典型案例》和威科先行"要案头条"。入选上海涉外法律人才库、上海市司法局鼎新法治人才库、上海国有企业改制法律顾问团，具有上市公司独立董事任职资格，系多家知名高校的兼职教授或兼职研究生导师及上海市商务委跨国经营人才培训班讲师。出版《私募股权投资基金风险防控操作实务》等16本投融资法律专著。了解更多常见法律问题
中国知识产权保护有哪些法律途径？
中国知识产权保护实行行政保护与司法保护双轨制。行政保护方面，权利人可向市场监督管理、知识产权局、版权局等行政机关举报，行政机关可责令停止侵权、没收违法所得并处以罚款，处理程序相对快捷，适合事实清楚、侵权明显的案件。司法保护方面，权利人可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要求停止侵权、赔偿损失，并可申请诉前禁令、财产保全和证据保全；对于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检察机关可提起公诉追究侵权人刑事责任。实践中，权利人需根据案件性质、证据掌握程度、维权成本与时效要求综合选择。行政保护与司法保护并非互斥，行政机关处理不成的仍可诉诸法院，但需注意行政处理决定可能作为民事赔偿的证据之一。此外，海关知识产权备案可阻止侵权货物进出口，网络平台投诉机制亦是常见维权渠道。建议权利人在遭遇侵权时，第一时间固定证据，评估侵权规模与危害后果，再决定通过行政投诉、民事诉讼或刑事报案推进，必要时可并行启动多种程序以形成压力。
知识产权侵权案件中法院如何分配举证责任？
中国知识产权诉讼遵循民事诉讼“谁主张、谁举证”的基本原则，但针对权利人举证难的问题，司法实践发展出若干缓和规则。权利人需首先证明权利归属合法有效、被告实施了侵权行为以及损害后果或侵权获利的存在。对于被告掌握的证据，例如侵权账簿、销售数据、库存记录等，法院可依申请责令被告提交，若被告无正当理由拒不提交或提交虚假证据，可推定原告主张成立。在涉及方法专利、集成电路布图设计等特殊类型案件中，举证责任可依法转移给被告。同时，证据保全制度发挥重要作用，权利人可在诉前或诉中申请法院对侵权产品、财务账册、网络后台数据等采取保全措施，以防止证据灭失。对于难以取得的公证取证、行政执法记录或刑事侦查材料，法院亦会予以审查采信。近年来，法院还积极运用举证妨碍制度，对故意销毁证据、妨碍举证的行为处以罚款或作出不利推定。实务中，权利人应建立规范的知识产权登记、许可记录和监控体系，及时保存购买侵权产品的凭证、网页截图、电子数据检验报告等，形成完整证据链，降低举证不能的诉讼风险。
侵犯著作权罪的刑事处罚标准是什么？
中国刑法对侵犯著作权罪规定了两档刑罚：违法所得数额较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违法所得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在番茄花园案中，被告因侵权盗版软件被判处有期徒刑二至三年半并处罚金，正体现了刑罚的梯度适用。构成该罪在客观上要求以营利为目的，未经著作权人许可复制发行其作品，或通过信息网络传播，违法所得数额或非法经营额达到法定起点。对单位犯罪实行双罚制，即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判处相应刑罚。刑事处罚不仅剥夺侵权人的自由和财产，还会形成犯罪记录，对其后续经营产生重大不利影响。实务中，公安机关立案前通常需要进行行政查处或权利人举报，权利人应提前完成权属证明和侵权数量、金额的初步举证。量刑时，法院会综合考虑侵权持续时间、复制数量、传播范围、被害人损失、被告悔罪表现及退赔情况等因素。该案警示企业，未经授权复制、分发商业软件不仅面临民事赔偿，更可能触发刑事追究，尤其在互联网环境下，盗版软件传播的规模化、组织化会显著加重刑事责任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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